报道反馈
民营企业不应该急于做100米冲刺
访北京凯洛格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王
《中国经营报》：你曾经为五谷道场做过顾问，是否还记得当时五谷道场的管理存在有哪些不合理的地方？
王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中旺的个人想法，就是五谷道场的管理，老板个人的聪明才智也就成了企业决策的最顶层智慧，底下没有人敢反对。
《中国经营报》：这在中国民营企业中是否普遍存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王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精力是高度分散的，他们不仅要处理公司事务，更多地是要和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打交道。因此，民营企业家很难做到一门心思专注于企业管理。
可悲的是，偏偏大多数中国民营企业都是家天下、一言堂。很多企业的重要决策就是老板的冒险想法，因为上一个冒险成功，而又开始下一个更大的冒险。最可怕的是，老板说什么，底下没有人敢直言反对。
中国的商业环境，容易产生英雄。老板提出想法，几乎不用论证，就进入实施阶段，大量的资源投入一个没有经过论证的想法，一旦失败，伤亡惨重。
在这样的企业里，老板是一棵最大的树，其他人是生长在这棵大树下的小树、小草，老板的想法就是最终的决策，没有人能够超越这棵大树。最终的结局就是，这个企业最高的智慧不过就是老板个人的见识。但残酷的现实是，无论是谁，一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
《中国经营报》：中国民营商业发展史中，总是不乏流星般的民营企业，失败的模式几乎一成不变，变化的仅仅是故事的主角。为什么不断地有人“前赴后继”？
王 ：中国的企业还不会做领头羊。当一个企业还不具备领头羊的素质时，就不要冲出去。国外成功企业的做法是，将企业当做一场马拉松来跑，中国有不少民营企业，将做企业当做100米冲刺，稍有成就，就急着冲出去作老大。
如果要做领头羊的话，最重要的是领导力。这又回到了最基本的人的问题上，一个企业的一把手要能够在身边组织起一个团队，将团队融入到企业中，因此，企业家背后的核心团队很重要。
中国快速成长的民营企业，很多没有这种能力，虽然企业家具有带领几个兄弟闯天下，使企业在最初5年高速成长的能力，但是却不具备领导企业进入下一个5年成长阶段的能力。中国民营企业家最初5年草创成功的故事非常多，但是具备与下一个5年成长对接能力的企业家却并不多。
《中国经营报》：在现实的环境下，民营企业家怎样才能做到安全地与企业下一个发展阶段对接？
王 ：企业和企业家能力升级的背后，一定要有东西支撑。例如，居安思危，主动改变。万科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前几年，万科学习美国房地产业巨头普尔特（Pulte-Homes），近几年万科又提倡学习索尼不断创新的精神，现在，王石又将丰田的标准化生产借鉴到房地产业，开始在中国做房地产工业化生产实验。这些都是万科主动提出的针对自身的转换机制，这需要企业家真的有勇气去改变，甚至是抛开现有的利益。
很多已经有所成就的企业家看不到企业发展不同阶段之间的差异，看不到企业以及自身转化的重要性，总是觉得转变离自己很遥远。
《中国经营报》：在中国民营企业中，要避开以上谈到的几个问题，还有哪些值得借鉴的例子？
王 ：美的的做法可以借鉴。美的一开始就是埋下头做OEM，资本和经验积累足够后，等待时机成熟，再做自己的品牌，然后才是在家电的一个细分领域里做精，争取龙头地位。民营企业家应该明确一点，知道什么阶段走什么样的路，不要总是试图走捷径，到最后你会发现，捷径最终都变成了弯路。
这方面，格力也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例子：先做好必需的功课，再图进取。民营企业家用不着给自己套上一副枷锁：一定要在几年内做到第几名。
做企业就像打网球，不要老是盯着记分牌，而是要专注于打球。
企业朝上走，这是每一个有志气的企业家都应该努力做的，但是一定要有相应的领导能力的升级与之相配合。
专家在线
政府要管好自己的手
《中国经营报》：现在很多的韩资企业开始向越南、老挝等南亚国家转移。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袁晓莉：这种转移是符合国际资本流动的产业梯度。由于技术差异性造成了产业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转移。
日本当年是亚洲的领头雁，日本承接了美国的技术，通过改进技术发展了本国的产业。现在产业正在沿着美国－日本－中国－越南的路线转移。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是韩国企业在转移？为什么要选择逃跑的方式？
袁晓莉：我认为，韩资企业以小企业为主，他们与大企业相比，抗风险的能力很弱。如果要实施清算，他们就会血本无归。
我想，有六个方面是韩国企业出逃的原因：《劳动合同法》出台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退税的下降、人民币升值、两税合一、环保力度加强导致治理成本上升、外资企业纳入城镇土地征税等。
产业升级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类韩资企业已经不适合中国产业升级的导向，只能选择外流。当然这也反映出企业诚信的问题，不正当的清算就撤资，会引发韩商与供应商、工人之间的矛盾。日、欧、美等国企业为什么没有出逃？他们能很好的处理与两者的关系。
《中国经营报》：我们在采访中，很多企业都抱怨在“韩资企业撤离潮”中政府的职责缺失了。你认为政府该如何起到有效的作用？
袁晓莉：韩资企业非法撤离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这反映的是政府管理方面的问题。政府有的时候是“缺位”，有的时候是“越位”。如果没有此前的越位，哪有如今的缺位呢？
青岛市目前已经开始立项，着手调查韩资企业撤离的问题，研究对策。我就是专家团的成员之一。青岛市政府从2006年开始，每年都会针对韩资企业撤离做出相应的研究工作。
其实，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很头痛。到目前为止，还不能找到有效的政策、法律依据来要求在中国经营的韩资企业交纳保证金。这个保证金制度与保障农民工工资的保证金是完全不同的，这也不符合国际惯例。
我想，政府应该充分发挥韩国中介机构和行业协会的职能，让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来管理韩国企业。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企业，协会可以以保证金制度来约束会员企业的行为。
政府的职责的确也是缺失的。政府至少可以建立一个外资企业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分级管理，加大那些不诚信企业的市场操作成本。其实，这里的操作难度并不大。国家每年都有外资投资统计年鉴，但是不能提供随时查询的功能。应该建立一个信用评估系统，让每个来中国投资的企业都登记详细的信息，以便上网查询。
为什么招商的任务可以加到村官的头上？我想这还是“官本位”制度是始作俑者，它已经把一个市场行为很大程度上行政化了。
《中国经营报》：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候鸟企业的现象？
袁晓莉：现在的候鸟企业已经没有太多可以追逐的政策了。两税合一之后，外资企业已经开始实现了国民待遇。如果规模小、劳动力密集和污染严重的企业愿意前往第三国，地方政府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只要他们是合法的撤资。中国的产业升级已经不再需要这类企业了，政府不应该去加以阻拦。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收益，要想获得超额利润，只能靠拖欠农民工工资了。
任何企业都是逐利的。以前政府部门设置了相应的“进入门槛”，现在很多地方还有“退出门槛”，政府让那些撤离的企业返还优惠费。官本位制度就决定了外资撤离会影响到地方官员的政绩和劳动力就业问题。
以前候鸟企业追逐的是“两免三减半”的税收政策，现在这个政策已经取消了，候鸟企业就只能追逐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由于土地还是在地方政府的可控范围内，而税收是地方政府难以控制的。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政府当前最紧要的措施是什么？
袁晓莉：其实，在这个产业升级的过渡期内，政府只需要做到一点：该做的要坚决做到，而不该做的就千万不要做，不能“越位”。
该做的是：第一，和韩国商会、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紧密合作，关注韩资企业撤离态势的发展；第二，建立外资企业评估体系，做好信息的管理；第三，改善政府的管理，设置合理的外资企业清算程序。
不该做的就不能“越位”，政府要管好自己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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