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闲话
馒头吃饱了之后
潘石屹在他的博客中回忆童年时常做的梦，其中一个场景就是捡菜票，捡到菜票后到食堂买馒头吃，醒来后枕头都被口水打湿了。用经济学需求理论解释，这时他对馒头的需求还是处于“基数效应”，吃第一个馒头“效用”最大,但还远远不够，吃两个也不饱，吃到第三个时也许是刚好吃饱。吃到第四个时效用减弱，吃第五个时效用开始呈现出负的，就是撑着了。当吃馒头不再成为他的第一需求时，这时他的需求就开始转为“序数效应”。就是选择性的需求，吃、穿、用等等，究竟先选择哪一个？则有不同的偏好。中国很多地方经济对投资的需求大概也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从最开始的投资饥渴到后来的相对饱和，对资本选择性的需求逐渐显现。在中国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招商引资热浪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对目前一些地区出现的外资撤离现象也要全面、历史地看。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增长的方式可以有两种，一种是自身积累型的，一种是外来投资型的。自身积累型的过程会比较长，速度慢，一步一步走过来，是一种内生型的经济增长。而外来投资型的经济增长会比较快，说来就来了，可以将过程省去。可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外来资本就会撤资，对本地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在新中国经济增长历史中，前十年可以说是外来投资型的增长，主要是前苏联的大批援建项目，这一时期的外来援建项目为中国打下了初步的现代工业基础，后来由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国家关系急速恶化，前苏联停止援助，加上国内经济政策的失误，中国经济一度停滞，甚至出现了倒退。而后中国进入了漫长的自我积累时期，到文革期间，我国领导人曾宣布，中国是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但到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据当时搞外贸的人士后来回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外汇奇缺，出国人员如果想带20美元的话都得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可见中国当时对外汇的稀缺程度。而这种状态也就为后来改革开放出现的招商引资热潮埋下了伏笔。
改革开放后，从中央到地方，大力招商引资，中国很快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外来资金的注入也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到2007年，仅54个国家高新区营业总收入就达到52840.2亿元，工业增加值达10629亿元，出口创汇1878.9亿美元，实现净利润2733.9亿元。招商引资的效果虽然如此显著，但如果想要保持本地经济长期稳定地增长，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招商引资层面上。
在外来资本大批注入的同时，资金流入国家或地区首先要关注的问题就是培养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要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也就是要以外来资金为启动资金，最终形成自身经济实体的增长;二是提高本地区的商业环境，从前期依靠低价土地、廉价劳动力、优惠税收吸引外资，到依靠全面配套的产业链、优势的物流、交通、通讯体系、高素质的劳动力来吸引外资。三是对外资实行有选择的需求，引进真正对提高本地区经济竞争力有意义的资金项目。如果这些工作能够做到位，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就有了长远的保证，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也会“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如果仅是为了政绩指标，靠收地租厂租过日子，为外资跑龙套赚小钱，一旦情况有变，则可能又会重做潘石屹“捡菜票买馒头”的梦魇了。
延伸阅读
“候鸟企业”的“雁行”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政府纷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之近年来GDP及招商引资骤然成为评价地方政府业绩的最重要的指标，追求任期内（一般为5年）经济指标好看、政绩数字增长几乎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主管官员的所爱。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为了在短期内出经济业绩，地方政府想尽各种办法、动用人员和条件、给出各色优惠便利招商引资。由于一定时间内资金的供给相对稳定而众多地方竞相招引，招商引资的难度不断加大。强烈的政绩压力和冲动、相对宽松的行政环境、缺乏足够监督约束的权力、较多的资源掌控支配促使地方政府拉开了一场遍布全国、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招商引资优惠比拼竞赛”。
正是因为各地政府为招到商、引到资而竞相“讨好”商资，给出了各种五花八门、或明或暗的优惠政策，且相互攀比、你无我有、你有我多，诱使、驱导投资商投政府、官员之所好，纷纷利用优惠政策进行投资（或实或虚）。而限于国家法规和社会关注，除了那些一次性交易优惠外，对招商引资开出的优惠政策基本上都有一个期限。
因此，相当部分的投资企业就充分享用期限范围内的优惠政策，待优惠政策期结束后又得到异地优惠暗示，就毫不迟疑地纷纷外迁，因为新的优惠收益大于搬迁成本。
人们往往都将这类经常忙于“搬迁”的企业称之为“候鸟企业”。
这些“候鸟企业”利用各地政府招商引资的急迫需要，追逐优惠政策、资源而投资设立，待优惠政策期限临近就像候鸟一样迁走，哪里有优惠政策就飞向哪里的企业。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后，一国要素成本将会相对快速地上升，国际资本也将随之不断转移到其他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与地区。这种某一产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伴随着产业转移而兴盛或衰退，以及某一国家内部各种产业先后兴盛衰退的“雁行”形态，最佳的例子正是二战后东亚各国经济发展及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历程。
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竞争力变弱的生产技术转移到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而到了八十年代，在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又纷纷转移到中国内地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各国。
二十年过去了，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的中国在未来几年里也将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浪潮，在鞋帽、服装、玩具、日用品上的“中国制造”标签很可能将越来越多地变成“越南制造”或“柬埔寨制造”。
这一轮发生在中国经济最发达区域的外资转移，或者更严格地说，低端外资项目外迁的现象，从更大的范围看，反映的只不过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加快发展的大趋势，以及正在加速的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的优化重组、产业转移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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