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松货币是滞胀之根
从基本的经济学理论上看，通胀是需求过旺、经济过热的产物，它与衰退断然不会同时出现。但1970年代，这两个恶魔又确实出现在英国和美国，进而肆虐了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对此，一种比较容易理解的解释是，由石油供给突然中断引起的油价成倍上升，是引起滞胀的根本原因。换言之，来自供给面的严重负向冲击，导致了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的通胀和停滞并存的局面。
但在货币主义宗师弗里德曼看来，这种现象只解释了表面。弗里德曼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大幅度放松货币以应对负向供给冲击的错误决策才是滞胀的根本原因。他还列举日本和西德的例子，证明了如果严守货币量，则供给冲击对物价只能产生一次性影响，而不会演化成通货膨胀，例如，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日本通胀率高达25%-30%，但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日本的通胀率仅5%，美国等国家则对石油涨价引起的失业问题作出反应，迅速地放松了货币，因而导致出现滞胀。
诚然，物价回落常常会滞后于GDP的回落，目前美国出现的低增长和高通胀共生的现象，如果证明是物价滞后效应的话，则一切OK，美联储也可以继续高枕无忧继续放松货币，刺激经济。但令笔者担忧的是，目前的经济减速与通胀并存的局面正是格林斯潘时代过于宽松货币政策留下的后遗症，需要的是痛苦而强有力的紧缩，特别是考虑到大型经济体对上游能源和资源价格的影响力，只要抵制住放松货币的诱惑，滞胀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毕竟这一轮(战后第四次)石油价格飙升纯然由需求拉动，并不是供应突然中断引起的，货币当局面对的局面比1970年代要简单得多，也宽松得多。
但在全球化加深所形成的资源价格同向波动性与各国经济周期的不同步之间的矛盾之下，美联储能抵制住诱惑，不将经济增长目标置于物价稳定目标之前吗？如果不能，滞胀很可能难以避免。伯南克在上任之前极力鼓吹通胀目标制，宣扬单一货币政策目标的好处，如今大权在握，再也不唱老曲儿了，他是否已由一个单纯而敢于直言的学者，悄悄转变为一个圆滑的善于迎合政治需要的政客？这才是真正的风险所在。
果断行动犹未为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过两轮比较大的通胀和一轮中等程度的通缩，但幸运的是，“滞胀”对中国人来说，还只是传说中的故事，并且在可以想象的未来，统计学意义上的滞胀也不会发生在中国。但在持续了三四年高增长低通胀的“金发女孩经济”之后，高通胀已不期而至，并且伴随着GDP的回落。在增速回落通胀上升这一局势面前，该怎么办？
从最近的形势看，人们的通胀预期已经形成，随着年后的新一轮工资重定，物价螺旋式上升的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这是宽松货币政策执行太久的必然结果。我们似已错过控制通胀的最佳时机，但现在采取行动，果断控制货币(数量工具和利率工具皆可，关键是力度要足够)仍未为晚矣。不过，在采取相关的行动之前，有若干教训需要记取。
教训一，货币政策应以稳定物价为最高目标。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共识，也是上百年来各国货币政策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一原则在没有取得明确的法律地位之前，货币当局的意志至关重要。
“快骑自行车理论”说起来很讨巧，但实际上祸害无穷，历史上的教训也比比皆是。这一理论的信徒太多，稳定物价，首先就是要清除它的影响。
教训二，不可错误僵化看待核心CPI。一般而言，除去能源和食品的核心CPI更能准确地反映总需求状况，因而被大多数央行作为观察的主要目标，但目前的形势是，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绝大部分反映的是总需求的过热，供给冲击因素反在其次，并且被核心CPI排除在外的食品和能源早已显示出价格上涨的持续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抱残守缺，死扣书本，以“结构性通胀”应付一下，麻痹大意，怎能看准病因？
教训三，对资产价格对消费物价的影响要有前瞻性。资产价格对消费物价的影响渠道复杂，且有相当大的滞后性，此轮物价上涨，有多少成分与房价上涨所引发的过度投资相关，值得细细分析。
教训四，在输入型通胀面前不应无所作为。此轮物价上涨的原因和性质，众说纷纭，五花八门，输入型通胀说即其一。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并非完全被动接受外部的价格输入，如果以此作为借口，或无所作为，或下错药，后果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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