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轮开发更注重“创新推动”
从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领导向海内外宣布开发开放浦东以来，承载着国家使命，浦东已风雨兼程地走过17个年头。
在第一轮开发开放中，招商引资和中央、上海市的政策扶持，成为推动浦东开发开放的两大驱动力。
浦东曾通过财政体制改革获得留用增量财政收入59.4亿元，为以“两桥一路”（南浦大桥、杨浦大桥、杨高路）为主的第一轮十大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财政保障，使浦东新区形象开发轮廓初现。
目前，浦东已经进入第二轮开发开放，在新的形势下，开发模式必须实现新的突破。
一方面，浦东面临土地等要素资源的制约越来越明显的严峻形势。杜家毫解释说，“浦东5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能都摆满工厂，还要给人民群众留下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所以，浦东不能靠消耗大量的资源，不能靠大量、强力的投资来拉动发展。
另一方面，中央赋予浦东的优惠政策，已经陆续到期，政策优势正在减弱。“再单纯地依靠中央给予一些特殊的政策，是不行的，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杜家毫说。
另一颇为棘手的现实在考验着浦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浦东的商务成本已迅速提高。
种种迹象表示，如果浦东在第二轮开发开放中不创新发展模式，再单纯地靠投资和消耗土地等资源来推动经济发展，跟其它地方进行一些低成本的竞争，“就没有竞争力”。
另外一个现实问题也常常让杜家毫陷入思考：自开发开放以来，浦东一直把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主要的发展战略，而在第二轮开发中，如何在引进外资的同时进一步加强自主创新？
“要把浦东放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更加注重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更加注重提升创新的水平，掌握自己的核心技术。”杜家毫说。
综改指南针
那么，浦东实施第二轮开发开放的动力在哪里？
“改革，制度创新。”对于本报记者的提问，杜家毫的回答非常干脆。
浦东开发开放到2005年，经济发展动能在现有体制范围内已发挥到接近极限。这意味着，每向前跨出一步都有可能落在体制红线之外。
与此同时，我国改革已处于攻坚阶段，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如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债余额偏大、人民币汇率面临一定压力等等。因此，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急需体制上的创新、突破来配合。
历史再次选择了浦东。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要求浦东率先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推动全国改革起示范作用。
国务院力推综合配套改革的深意，集中体现在“三个着力点”（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着力改变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
杜家毫说，综改两年来，浦东紧紧围绕“三个着力点”，探索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措施。
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杜家毫表示，目前的浦东“前有标兵，后有追兵”。如果要继续往前走，要继续成为排头兵、成为窗口，就要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在这一块，浦东对一直坚持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公共管理模式进行了进一步“改造”，不断缩小政府职能，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手续，培育非政府组织等等。
而对于转变经济运行方式，杜家毫告诉记者，浦东原来主要是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而现在则要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更多的是通过金融、物流等生产要素的发展，更好的带动其它地区经济发展。
在转变经济运行方式上，目前，浦东在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科技体制改革、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成绩显著，并力争率先建立与国际惯例相衔接的商务环境。
而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上，杜家毫也认为，浦东已经具备了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基础。2006年浦东新区的常住人口为280万，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
“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以后，如果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还是菱形，那就说不过去了。”杜家毫说，应该更快、更有效地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但他提醒记者，浦东搞城乡二元结构并不是要消灭农村。可能在相当一段时期，浦东还有农村，但是这个农村决不是落后的农村。农村居民的就业、保障、生活质量等等，和城市居民要基本达到同等水平。
因此，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被浦东上下普遍视为第二轮开发开放正式启动的契机和标志。制度创新则成为综改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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