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仍待解
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并非是本次“综合改革配套试点”提出的新概念,早在20多年前,湖南省就低调探索过“长株潭”一体化的可行性,而最终无果而终,其根本原因便在于行政权力藩篱的隔阂,导致一体化的试验无法切实推进。
此次的试点改革区域涉及到两省众多城市。“不同的城市利益点也不同,以城市圈作为试点的单位,一体化则是必然的结果,这就需要打破各自的利益壁垒。要协调好其实很难。”一位受访人士向记者表示。
“必要时可以通过上一级政府的垂直协调和各城市之间的横向协调来调整各方利益关系,保障试点大局不受影响。”
此外,经济发展的“反制效应”也是两个城市群试点需要面临的困难。上述人士认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强调环境保护,从近期效果来看,很可能会有“限制”地区发展的反作用。“比如一些污染大的的大项目不能引进了,而效益好、但污染重的企业要外迁等等”,他认为改革试点对中部经济短期推动作用很难像外界那样想象的乐观。
同时,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都同属于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偏重。共同经历了从粗放型向集约型、从牺牲环境为代价到重视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的过程。“这两个区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工作开展起来的难度也比一般城市大,具有很高的试验价值,具有全国性的示范意义。” 参与湖北试验区申报工作的江汉大学校长杨卫东对记者说。但是,这种试验价值,也恰恰是解决问题的难度所在。
他以湖北为例,2006年湖北省的GDP总值增长12.1%,今年上半年武汉市的GDP同比增长15.1%。“但如果从牺牲环境的角度来抵消,两者都要扣除大概10个百分点。”他表示,现在看来,如何在短时间内完成这种结构上的转变,也仍然是一大待解的难题。
湘鄂新使命
“湘鄂试验区承担着特殊的使命,是为中国经济新希望进行的探路之举。而不仅仅是局限于两省之内的自我改革。”在杨卫东看来,两省获批新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意义重大。
他表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GDP的快速增长是以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牺牲为代价取得的。经济结构的局部不合理性已经凸现,如土地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如何协调发展、城乡差距如何缩小等,都不能用常规的手段去解决,需要创新改革方式,进行试点改革。
按照他的逻辑,从中央战略层面上考虑,若湘鄂两省试验成功,将带动全国找到一条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的正确道路。杨卫东表示,以前的变革是经济体制的调整,而现在需要的变革是发展模式的变革。
在另一个层面,此次中央将第四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放到湘鄂两省境内,别具深意。
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城市发展研究处处长吴让松表示,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之所以同时获批,是中央在结合了两省特点后,从生产力均衡布局上来进行的战略考虑。为了协调东西部的发展,中央在落子浦东和滨海后,确定了成渝为第三批试验区。而中部地区作为国家经济中的一个重大单元,也需要设置一块“试验田”。这既然是“中部崛起”的需要,也是为了平衡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在湘鄂两省入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四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分布于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承担起各自的探索改革任务。而湘鄂“特区”的建立,也为一直有着“中部塌陷”隐忧的两省带来凤凰涅 的重生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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