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环境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因此出台任何一种环保措施都会受到人们的广泛赞同。但既然环保以社会形态出现，首先应该是一个国家（政府）的义务。可惜，这样的“义务”在某些官员头脑里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不然，怎么去解释“环境保护法”颁布近20年，各地污染日益严重？又怎么解释相关污染法规颁行若干年，连禁止使用塑料袋都变着法子挤兑民生呢？特别令人愤慨的是，从资源产品涨价，到城市供气、供水、供暖等公用事业品价格飞涨，背后都不乏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之类的堂皇口号。而在这样的论调遮盖下，所有的“有偿”和“收费”基本都是风险转移和成本转嫁。
有论者认为，向消费者分摊环保成本，一方面是希望起到警示作用，让污染者付出代价；另一方面是国家还不富裕，没有多余的钱支付如此庞大的开支。这话没错，任何一个公民都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但仔细品味却近乎强词夺理。非洲的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也禁用塑料袋，难道他们的国家很富裕吗？滥用塑料袋的习惯之所以在中国根深蒂固，主要是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利益链，商家为了吸引客流而奉送，供不应求又使生产商获利颇丰，流通领域的繁荣直接推动了地方的GDP扶摇直上。在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下，牺牲的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据统计，目前中国每天使用的塑料袋就超过30亿个以上，全国每年的塑料袋使用量超过1万亿个。而鉴于塑料袋需要大约200年才能降解，所以无论江河湖泊，也不论高山平原，只要有人迹的地方，便是触目惊心的“白色污染”。
其实，说中国老百姓普遍没有环保意识并不准确，真正不计污染后果的恰恰不是普通民众。在这个问题上，也许外国人比中国人看得更清楚。法新社分析说：“中国的地方政府一直以来对中央政府的指令都充耳不闻”，所以，许多外国人对这种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的措施能否解决问题表示怀疑。就算他们是出于嫉妒心理说风凉话，人们也应该明白，在一个崇尚公平的社会，治理环境污染同样也不能凌驾于民生之上。把治污的成本变相转嫁到大多数普通民众身上，势必造成人们的心理反弹，那将是更可怕的公权污染。
帕斯卡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不管老百姓有思想还是无思想，芦苇终究是芦苇，都会随风而偃或者临风而折。人性的脆弱常常表现在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上。基于这一点，制订和执行任何一种社会性质的法令都应该将心比心，在没有找到替代品之前，最好的办法是以悲悯众生的心肠让更多的人知道污染环境的害处，而不是让处于弱势的群体付出更多的代价。诚如《泰晤士报》针对中国的“禁白令”说的那样：问题不在于非得禁用塑料袋，而在于找到办法劝人们关心他们身边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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