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过剩困境
1994年的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浮动是表，管理是实质。虽然解决了外汇不足、出口竞争力增强等问题，同时带来了另一问题，即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被牢牢绑在美元这架战车上，随着外汇的增加，央行不得不增加基础货币的发行，完全失去了货币政策的主导权，以此为标志，中国的经济也围绕着出口经济与投资经济而转。
按理，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根本性的货币政策也应该随之调整，但经济一旦患上路径依赖症，整体经济的格局由此打造，岂是那么容易转变的？
在1997年外汇储备到达1000亿美元时，周小川表示“我国补充储备不足的目标已经实现，可不刻意追求外汇储备的增长”，等到了10000亿美元时，大喊“已经够了”。但市场有自己的逻辑，即便央行行长也无法阻挡这种逻辑发生效用。
随后无法抑制的流动性过剩，以及资产泡沫的浓烈气息让人闻到了中国经济中深度陷阱的不良气息。央行在2003年最早警示房地产泡沫的风险，绝对不是因为预测准确，而是对于货币与泡沫的生成机制心里有数。近期境内资金大笔出行海外，而外管局出面推行的港股直通车，将央行希望从汇率制造的流动性过剩的陷阱中解套的焦虑心态显露无遗。
圈圈中的改革
央行的货币政策遭遇双重掣肘，一是美联储的政策，二是国内的行政。周小川的汇率与利率市场化改革都遭到了利益的杯葛与行政权力对央行独立性的挑战。常常有人把周小川比作格林斯潘，周小川与格林斯潘有着天壤之别，在央行从计划经济下的财政部出纳身份脱胎未远时，他的一切货币政策只能随着宏观调控的指挥棒起舞。
汇率改革伤筋动骨，绝非旦夕间可成，经济久烧不退，行政督导的大棒已经迎面而来，从紧的货币政策这一基调通过种种高层会议向外释放，而各种窗口指导对银行信贷的具体干预也纷至沓来，甚至到设定某个城市提取一定现金金融上限的可笑地步。这一结果也许是周小川不愿意看到，却不得不品尝的苦果。渐进式的改革是填平一个陷阱之后生成另一个陷阱，只要陷阱一个比一个浅就是成功。
这位说话越来越格林斯潘体的央行行长终于清楚地表示：诊断具体问题并给出处方时，要尽可能避免矫枉过正而导致的超调，避免给下一次危机埋下导火索。我们不难理解周小川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欢迎倒逼式的改革，“外部有压力，也不是坏事，说明改革应该走得快一些，各项工作应该抓得紧一些，否则这个矛盾有可能得到积累。”
周小川已经经过了金融机构拯救运动的考验，利率市场化考验进行到一半，汇率市场刚刚启程———他能够完成这些市场化重任吗？从现实的约束条件看，的确很难。也许在货币市场上，周小川仍然会留下一个完成了一半的行动，留待后人收拾。
回看周小川，我们才发现，他激进为里渐进为表、市场为里行政为表，历经几十年而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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