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发展失衡
时代已经急切呼唤“社会特区”。经过近三十年的经济持续增长——从1978年至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7%。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05年跨越2万亿美元大关，跃居世界第四位。有专家按购买力计算，更指出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成绩中要看到问题。严重的问题是经济持续增长同时产生的社会严重失衡。由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先生主持的关于国民收入和贫富差距的最新报告指出：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为31倍，而不是现在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现有数据推算的21倍。
怎么样解决严重的社会失衡呢？当然离不开经济建设作为基本面的继续支撑，但更需要全面的社会改革，“社会特区“的先行先试就有了可能。事实上，“发改经体[2007]1248号”文件对成都市和重庆市的要求十分明确，定位非常清楚：从实际出发，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显而易见，“社会”色彩浓厚。
十六大以来，尽管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但最高层也一直在推进社会改革，一个字眼便是明证，这就是“统筹”。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五大统筹，城乡统筹被摆在第一位。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正是对城乡统筹的一个重要呼应。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呼之欲出。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重庆市被中央政府相看上了。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重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4∶1，大于全国和西部的城乡落差；市域的都市区、渝西和三峡库区三大区域人均GDP之比为3∶1.6∶1，大于全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落差；最高和最低的区县人均GDP相差10.5倍，大于上海和贵州的落差。显而易见，重庆是典型的“大城市+大农村”。
重庆的城乡二元化正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再加上三峡库区所特有的移民问题，使重庆的城乡统筹更加具有急迫性。或许正因为此，今年“两会”期间，人大重庆代表团提交了一份全团建议，提出把重庆作为国家级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这引起了最高层的关注，也就是今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会见人大重庆代表团，提出重庆要加快建成“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
对地方实绩的肯定
虽然没有资金和政策的巨大支持，第三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仍被捧为香饽饽，广州、武汉、长沙、沈阳、郑州、苏州、深圳、北海等城市一时间竞相争夺，郑州和武汉一度十分积极，但出人意料的是，成都最后获准。道理何在？正在于对城乡统筹真抓实干。
为解决城乡差距这一老大难问题，早在2003年，成都市不仅城乡建设统一规划，而且采取一系列的重大措施，诸如“三大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并辅以解决农民就业、养老、医疗和社保等具体办法，乃至把农村的发展也纳入公共财政体系，以缓解城乡矛盾，以实现城乡统筹。4年的成效十分明显，2006年成都城乡人口收入比例降至2.61∶1，远低于中国城乡人口收入3.5∶1的比例。
成都获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反映的是中央政府对成都实绩的肯定。在接受《华西都市报》采访时，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表示，成都市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做法，让百姓得到了实惠，进一步设置试验区，是对该市统筹城乡发展实践的高度肯定。
十七大就要在下半年召开，各方面的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成渝这一次获准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虽然与十七大没有直接关系，但回顾一下十六大以来的重大政策部署，我们都可以坚信：十七大后，改革将迈出新的步伐，尤其社会改革将全面并加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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