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特区试验开始全国布局
成都和重庆常常相提并论，原本二者地理上相邻，文脉上相通，一个乃四川省会城市，一个如今虽为中央政府直辖市，但10年前也是四川一个重要城市。
这一次又是“鸳鸯双飞”，6月7日，国家发改委下发“发改经体[2007]1248号”文件，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十六大以来，新一届政府运筹经济社会全局，三度批准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5年6月，上海浦东新区出炉；2006年5月，天津滨海新区登台。这一次同时推出地处西部的重庆和成都，无疑更彰显改革与进取的锐气。
“社会特区”
论者往往把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称为“经济特区”，为区别计，前缀一“新”字。事实上，与其说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特区，不如说是“试验区”；与其说是经济特区，不如说是“社会特区”。
客观地讲，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虽然也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定位，但的确还带有一定的经济特区性质。从事实上看，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目前也主要是在经济层面做文章，综合性和配套性似乎并不强，对全国的示范性更是些微，因为上海和天津不仅都是直辖市，而且还都是当之无愧的地缘经济中心，一个地处长三角的龙头，一个位于环渤海的中心。
成都和重庆虽然都是西部的重要城市，尤其重庆也是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但重庆和成都同时获准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无疑更是拿社会作文章，更具有“社会特区”的性质。显而易见，这一次获准的不是哪一个区或某一个部分，而是整个重庆市和成都市。另一方面，这一次批准旗帜鲜明，名称上点出“城乡统筹”，简单的4个字，道破的却是要试验的核心内容和要达到的基本目标。
经济特区无疑“廉颇老矣”。从国际层面讲，尽管中国还不是资本大国，但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已不亟需以特殊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长期以来的内外资所得税“双轨制”已在今年的“两会”划上句号。在国内层面讲，经济特区更涉嫌“治外法权”，是严重的不平等。
但这并不意味要全盘否定特区或试验区的做法。在谈到特区时，人们往往都想到最初提出特区战略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事实上，“先行先试”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与建设中领悟和总结的一条基本经验，具有一贯性和普适性。任何一个政党领政治国，都应该“沙盘推演”，如果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纲领政策，更应该先行先试。特区做法永远也不会过时，过时的只是什么样的特区做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们甚至可以设想：中国有朝一日也会搞“政治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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